个人信息被当做商品一样被倒卖，众人不堪其扰，而不法分子借机生财牟利。为了打击这种非法行为，去年2月通过的《刑法修正案》中新设立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，而现在一股严打之风正在掀起，近期各地不断有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案件被审理。《IT时报》记者调查后发现，倒卖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这段时间因此变得更为谨慎。不过律师建议，要真正有效的遏制这股不正之风，还需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尽快出台。

非法获取信息成打击重点

　　近3个月，全国各地不断披露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，频率之高超过以往。

　　6月中旬，北京法院判决了首起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案。被告周某是原北京民航机场巴士联营办公室统计员，将2060名机场大巴乘车办证人员的个人信息出售给另两名被告李某和甘某。李、甘二人伪造民航机场巴士乘车证3494张，共获利524100元。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一年，李、甘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。

　　7月下旬，温州市首例“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”案进行了一审。被告苏某利用在温州苍南县某交警中队当协警的身份，多次窃取民警的公安数字身份证书，登录公安内网全国交通管理信息查询系统，非法窃取车主信息，然后转卖给另两名被告郑某、刘某。苏某一共盗取了55多万条车主信息，然后将其中17多万条私家车车主信息以每条0.2元的价格卖出，获利3.57万元。

　　8月5日，上海对一起特大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案做出一审判决。法院认定周某、李某等10名被告人搜罗各类公民个人信息3000多万条。其中，周某自2009年3月至案发通过互联网共向他人购买公民个人信息98万余条，然后贩卖，李某共获取各地车主、银行客户、高收入人群名单等公民个人信息3247万余条。

风声紧卖家小心翼翼

　　《IT时报》记者发现，严打之下，虽然个人信息买卖活动仍然很活跃，但是不少卖家都变得相当谨慎。

　　通过搜索引擎，记者找到一家位于上海的某营销公司。记者以买家的身份，表示想要购买车主信息，接线人员立即将电话转至相关负责人员。他表示可以购买车主信息，但买家一定是公司身份，不能是个人身份，而且“不欢迎上门洽谈”。虽然记者表现出很有购买的诚意，但因为事先透露的是个人身份，最终交易被拒绝了。“现在这些东西都很敏感，我们不随便出售的”，对方表示。

　　随后记者又找到另一个位于深圳的卖家，这位卖家很爽快地答应了交易要求，“我们这里有200万条上海的车主信息，准确率在85%以上。”卖家开价2000元，记者与之还价，对方答应可以降低300元，不过条件是必须今天完成交易。“现在做这行的风险太大，我想尽快把成本收回来，然后就不干了。”卖家解释道。

　　为了证明信息的准确度，这位卖家给记者传了一份600多位上海车主信息的表格，“你可以先试试，看看信息可靠度怎样，如果觉得可以，那就今天完成交易”，卖家说。在这份表格中，记者看到车主的姓名、手机号码、家庭住址、车型、车体颜色等详细的信息。记者随即抽取了5名车主拨打了对方的手机，发现电话都能接通，个人信息基本上都准确，只不过其中一名搬家换了家庭住址。“经常接到车险公司的人打来电话，我想肯定是信息泄露出去了，这些事太烦了，”一名车主表示。

期待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护航

　　虽然依据《刑法修正案》，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嫌疑人有了明确的判罚，不过法律人士认为要真正有效解决个人信息泄露、倒卖这个社会难题，还需要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尽早出台。

　　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兴奎律师对记者表示，《刑法修正案》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规定相对而言不够细化。比如犯罪主体，“修正案是这样规定的，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、电信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。对‘等’字的理解应予以明确。” 《刑法修正案》中还规定，“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，情节严重的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“那么怎样才算情节严重呢？”张兴奎建议应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。

　　今年3月，江苏警方抓获了一名通过网络收集公民信息并出售牟利的“80后”大学生甄某。但未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，原因就是证据、犯罪主体等认定等方面遇到障碍。

　　张兴奎希望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能尽早出台，“《刑法修正案》打击的是比较严重的公民信息泄露、买卖的行为，而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是一部专门针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的法律，从民事的角度出发，能更好更全面地保护个人信息。”